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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香港成立人力资源规划委员会

人民网香港3月19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成立人力资源规划委员会,委任20名非官方委员和13名当然委员,任期两年,下月1日起生效,至2020年3月31日。

特区政府人力资源规划委员会由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出任主席,整合政府和各界资源、力量,监督、检讨和统筹宏观人力资源政策及措施。现行特区政府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和特区政府人力发展委员会职能将纳入新委员会,下月开始运作。

张建宗表示,特区政府非常重视提升和优化人力资源,配合香港不断转变的发展需要,维持香港整体经济竞争力。他指,委员会20位非官方委员包括不同行业和界别的专家和持份者,能确保委员会在商议人力资源规划议题时,可搜集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经验和意见。(吴玉洁、实习生韩议辉)

责任编辑:张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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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雷一声响,万蛰苏醒来。

40年前,一场变局如是启幕。开放是风,改革为浪。这一襟起于匮乏年代青萍之末的风,成于动荡时势微澜之间的浪,最终成风起云涌、浪奔涛啸之势,历经40年冲刷,形塑了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截面:无论是持续数十年的“经济奇迹”,还是人们日益丰盈的内心;无论是改变360行的“互联网+”,还是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快递外卖、新“四大发明”;无论是关乎宏旨的“高质量增长”,还是关涉民生的“消费升级”……都标记着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社会的“日日新”。

见微可知著,见端能知末。虽然时间给了我们答案,但我们仍需要在历史之树的粗壮躯干上,截取几圈年轮,找寻微处的纹路,进而窥探从前的风云,预言未来的旱涝。

我们用文字打捞那些“可昭示未来的过去”,用图片言说那些被打上了年代烙印的人、事、物,而这一切,只为给“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绘制一幅历史底本。

对照历史底本,继续改革图治,四十自当不惑。

本期地点:浙江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总第3期

►改革亲历:

徐至昌,86岁,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的工商所副所长

1982年10月,义乌的第一代小商品市场“湖清门稠城镇小百货市场”刚刚建立不久,我调到稠城工商所当副所长,分管湖清门一条街上的700多个摊位,处理市场内的纠纷。那时候条件不好,办公条件也相当差,我们的办公室是向农民租来的一间房,只有10平米,房间里只有几条板凳、一张桌子、一张钢丝床。

那时的市场环境也不好,真的太拥挤了,每个摊主分到一块长一米、宽80厘米的石板或是木板摊位,货物就摆在上面,经营户日晒雨淋,没少受苦,很多人的第一桶金就是在那里赚到的。我每天在市场里转悠,总有经营户跑来诉苦,要我和上面说说,弄个顶棚,盖一点东西遮风挡雨。

我只在“湖清门”待了一年。1983年,我调回佛堂工商所之后,就写了一份市场调查报告,提了12条建议,主要讲为什么要迅速建立专业小商品市场、怎样去建这个市场等等,呼吁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

报告写好之后,好几个同事劝我:“老徐,被打成右派的苦头还没吃够?不要冒这个险了。”我也犹豫了一阵,但还是写了。我想,这是经营户的最低要求,我有义务为他们鼓与呼。

1984年3月15日,我把报告写好,4月15日送到县委办公室,等到4月29日,办公室主任就给我回信了。我那份报告得到了时任县委书记谢高华的重视,他在报告上做了批示,说有关部门专门进行研究,现正处在规划、落实和行动中,鼓励我继续为振兴义乌多提合理化建议。

1984年六七月开始动工,12月6日第二代市场“新马路义乌小商品市场”就建成了,解决了马路市场带来的交通堵塞和经营户有市无场的问题。当时要求入场经营的人多到难以想象,开业时摊位只有1510个,报名的有6000多人。摊位严重不足。当时就把所有通道都利用上,拆掉了一口水池,增加到2800个摊位,每个摊位一米见方,摊主的靠背椅上都有统一定制的编号。

我看到自己提的很多建议都被采纳了,非常高兴。后来,我又写了第二个报告,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现在回头再看,我们工商干部当年的呼声全都实现了。

4月6日,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一名外籍商人在打电话。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在义乌廿三里街道的拨浪鼓广场上,有一组“鸡毛换糖”的铜像,这里是闻名世界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源地。

从手摇拨浪鼓走街串巷的敲糖换鸡毛,到如今万商云集的国际性小商品集散中心;从一个建成区面积仅2.8平方公里的普通集镇到如今建成区面积已超过50平方公里、流淌着浓郁国际化气息的现代商贸城市,义乌的40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进程的缩影,更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影响全世界的缩影。

60岁的何海美是义乌的第一代摊贩,也是义乌商贸城发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她看着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自己也从一个背负着“割资本主义尾巴、投机倒把”等罪名偷偷摸摸摆摊的小商贩,做到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

和何海美一样,一代又一代义乌人的前赴后继,千万义乌商人的勤劳勇敢,换来了从贫穷到富裕的艰难迁徙,最终汇聚成了创业打拼的一股洪流。

拨浪鼓带来的生意

“这是老的吗?”李克强总理问何海美。何海美赶紧说,是老的。总理笑了,将拨浪鼓高高举起:“那这是文物啦,得放到博物馆里。”这一幕被定格在照片中,何海美把照片放大,摆在店里最显眼的位置。

2014年,李克强总理造访义乌商贸城,何海美作为商城代表之一,给总理献礼。为了这份礼物,她费尽心思,终于淘来一个老旧的拨浪鼓。她觉得意义非凡,最能代表义乌商户。

浙江义乌,走街串巷的货郎担(翻拍于中国小商品城发展历史陈列馆)。新京报记者彭子洋 摄

“义乌人经商的故事,还要从拨浪鼓说起。”何海美说。

拨浪鼓是义乌第一代商人的“身份证”。早年间,义乌一带农民每年冬春农闲的时候,肩挑两个担子,手里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用自家土产的红糖或饴糖做成的糖饼、糖块,去别家换鸡毛一类的毛发。人们叫他们“糖担”。

和其他地方不同,鸡毛在义乌的历史上扮演了两个角色:商品和肥料。 义乌人多地少,尤其是东北一带,黄土地酸性强,肥力差,人畜肥料解决不了粮食增产的问题。

为了解决肥料来源,农民们发明了用鸡毛沤肥的方法。把收上来的好看鸡毛挑出来绑成鸡毛掸子,叫卖换钱,差一些的插在稻子下面做肥料。

糖担的拨浪鼓声响遍大街小巷,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

上世纪70年代末期,糖担们发现,小百货比糖块更有市场,换鸡毛的效果也更好,还能从中赚点小钱。由此,糖担的命运拐了弯,而演绎这种变化最生动的场景是在廿三里。

廿三里集市是大家自发组织的。逢“一四七”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开市。说是集市,其实就是供销社中间的一块空地,有四分之一个足球场那么大。人们提着篮子、背着布包,在这里交易需要用的东西。

当时义乌县政府对小百货经营态度是“上面没有开口,农民经营不支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采取“明管暗放”的办法来管理集贸市场的小百货经营。因此,当时经营户没有固定摊位,他们露天经营、提篮叫卖、沿街沿路摆流动地摊。

廿三里的商贩主做批发生意。糖担们从廿三里上货,走街串巷换毛发。一串串小兽皮,扎成一小把的鸡毛、鹅毛、猪鬃,货品有序排列,在别处的集市上很难见到。连鸡内金、破铜烂铁、龟底鳖壳等被视为废品的东西,在廿三里市场一亮相,也能成为抢手货。

在廿三里中学上班的王其庚需要几颗彩色珠子做教具,到市场一问,卖货的小姑娘问他要买几斤,吓了他一跳。

那时候,如果有人发现城镇的供销社里卖“电光扣子”,就是现在的有机玻璃扣子,姑娘们就会从老远的田畈丢下农活,争先恐后跑来抢走五个十个。买不到的只能抱怨自己手脚太慢,消息不灵通。而在廿三里市场,纽扣都是用秤秤的。

浙江义乌,第一代市场——湖青门稠城镇小百货市场当时的照片(翻拍于中国小商品城发展历史陈列馆)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赚钱这么容易”

廿三里集市是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的雏形,很多义乌企业家从这里淘到了第一桶金。

廿三里集市出现后,何海美就成了这里的第一批摊贩。她在集市上卖电影剧照和明星照片,很快就成了“万元户”。

何海美的老公在工厂上班,一个月工资只有三十几块钱,配发三十斤粮食。何海美没有工作,又是农村户口,没有粮食配发。一家人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儿子发烧,十块钱看病钱都拿不出来。

1978年,在部队当兵的哥哥回来探亲,随身带了几张古装电影《红楼梦》的照片和明信片。当时,义乌电影院正在热映《红楼梦》,一天五场,每张票卖5分钱。十年没看过古装戏的人们从小城的四面八方涌来,轰动一时。

“红楼梦这么火,要不我们搞几张照片去卖卖?”一句玩笑话,立刻引起了何海美的兴趣。那时的她,正苦于找不到改善贫困生活的办法。

但当时做生意并不是可以光明正大的事。小摊小贩处处面临“封杀”,一旦被发现,要背负着“割资本主义尾巴、投机倒把”等罪名,还要没收东西。何海美和朋友都曾受过处罚。朋友在义乌一家大饭店门口卖煮花生,被“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发现,没收了花生。何海美也曾悄悄开过裁缝店,只开了一两个月,被人发现了,说她走“资本主义道路”,拆走了她的缝纫机头。

所以,照片洗好之后,家里人谁都不愿意去。“怕什么?我去!”何海美把十几张照片放在信封里,往怀里一揣就出门了。她看准电影院门口的位置,让门口看自行车的小孩代卖,每张一元,两人分成。

刚刚看完电影的人意犹未尽,看见电影剧照,喜欢得不行。宝黛二人的照片最受欢迎,第一天开张,何海美就赚了6块钱。

这是她第一次觉得赚钱这么容易。以前她帮别人做衣服,一天要做五件,从早忙到晚,才能赚8毛钱。《红楼梦》放了三天,何海美赚得盆满钵满,刨除洗照片的成本和给看车人的分成,自己还剩下三十几块。

赚得最多的是在一次东阳庙会上。她带了七八十张照片,一块钱一张,大家疯抢。她跑到农民的庄稼地里,还有人追着她买照片。

到廿三里市场之后,她的生意做得更大了。把照片按顺序排好贴在一张纸上,纸往供销社墙上一贴,背着一个小绢包站在旁边,就把客人吸引来了。

她到廿三里的第一天就赚了三十几块钱。 在廿三里的两个月,何海美家的门槛快被订货的客人们踏破了,一次订几百张的客户大有人在。她和丈夫晚上连夜洗照片,每天要忙到两三点才能睡觉。又怕别人说她剥削,不敢雇工人。

那时候,万元户都很少见, 到1980年,何海美已经有五万块存款。

1979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在各地农村试行,《草案》明确指出:“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不得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商品经济在一些地方逐步解冻,手工制品、农产品摆上了集市……

何海美也感到了变化,虽然还是要偷偷摸摸地卖东西,但已没有人再割她“资本主义尾巴”了,她开始拓宽经营渠道,什么好卖就卖什么,年历、太阳帽、手套、尼龙袜子……

何海美最早靠卖照片赚了第一桶金。当时卖的部分照片她保存下来制作成影集留作纪念。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市场来了

1982年,何海美已经做了4年小生意,但一直是流动摊贩,还经常被有关部门赶着跑,被没收物品。她渴望能光明正大地做生意。

一天,何海美卖的尼龙袜子被没收了。沮丧之时,她在街上看到了时任县委书记谢高华。何海美在电视里见过谢高华,就一路小跑追过去。

“谢书记,我找你有点事。”谢高华回过头,上下打量她,问什么事。何海美就把货被没收的事情讲了一遍。“我说我这个货是上海城隍庙拿来的,城隍庙都好卖,我们为什么不能卖?”谢高华点点头,说回去调查一下。

谢高华后来回忆,由于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影响,小商小贩常常被斥为“刁民奸商”,并被加以批判。当时由于没有新的明确的政策出台,有关部门一如既往地对小商贩采取禁、阻、限、关的政策和措施,但是又怎么也打不倒、关不掉、禁不住、赶不跑。农民从事“鸡毛换糖”、小商品经营,成了当时义乌县委、县政府和有关部门一个头疼的“包袱”。

在深入调研之后,谢高华决定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

何海美参加了那场由县政府召集全县乡镇干部和200多名经营户参加的会议。谢高华在会上说:农民要富裕,就是要允许农民参与经商。大家都要支持,谁也不能眼红!

谢高华说完,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何海美没鼓掌,她激动地哭起来。

1982年9月5日,在一条臭水河上,用水泥板搭起了简易摊位。政府将原来流动的摊位统一集中,在街两边排成两排,让商贩们名正言顺做生意。义乌第一代马路市场——湖清门小百货市场悄然开张。何海美也成了市场的第一批商户。

当时专管湖清门市场的工商所副所长徐至昌还记得,湖清门的生意非常红火,经营户头天拿来的货,第二天保准能卖光。后来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经营大军从湖清门向新马路两头延伸。

后来,县政府增设摊位,每个摊位每年2000元租金。当时,人均月工资只有30、40元,大家都疑惑,一个摊位一年能赚多少钱,会有人愿意出这么多租金?结果出乎意料,摊位几天就租完了。

1984年,义乌正式提出“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义乌市场的发展驶上了快车道。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给义乌小商品市场又带来了春风。

1984年12月6日,第二代义乌小商品市场——新马路市场建成,正式更名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商户们搬进了水泥摊位,钢架玻璃瓦棚顶挡住了烈日暴雨。两年后,市场第三次搬迁,移址城中路边,投资440万元,占地44000平方米,设固定摊位4096个,临时摊位1000多个,当年的市场成交额就突破亿元大关。

浙江义乌,第二代市场——新马路市场的照片。(翻拍于义乌档案馆)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浙江义乌,第三代市场——城中路市场的照片。(翻拍于义乌档案馆)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1992年,市场第四次移址扩建,第四代义乌小商品市场“篁园市场”正式建成。

那时候的篁园市场共有四层,但已经划分了各种区域。柜台陈设很像一个菜市场,每个摊位只有一米,所有的柜台连在一起,左右两边一字摆开,连成一条街。一个客人走进来,整个市场的人都能看到。

也是在那一年,“义乌小商品市场”二次更名,改为“浙江省义乌市中国小商品城”。

浙江义乌,第四代市场——篁园市场的照片(翻拍于中国小商品城发展历史陈列馆)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4月6日,浙江义乌,现在的第四代市场篁园市场主要为服装市场。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如何让奇迹延续

作为一个地处浙江中部山区丘陵的小城,义乌创造了奇迹。小商品市场成交额已经连续26年名列全国榜首,号称世界“小商品之都”。

但如何让奇迹延续,成为义乌这座小商品名城必须破解的一道难题。

义乌是个“巨人”,但“大”却始终受制于“小”——拥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但市场以经营低档次、低技术含量、低品牌附加值产品为主,一直处于产业链低端。

商户刘萍娟时刻都有危机感。“义乌没有自己原创的东西,外面流行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如果一直不创新,早晚会被淘汰。”

不久前,她应沙特阿拉伯客户邀请,前往当地进行考察,了解客户需求,搜集当地的文化特色、民俗风情、建筑风格,寻找设计灵感。

回到国内,刘萍娟根据当地建筑风格,设计了一款花纹木柄锅,沙特阿拉伯客户看到样品后,当场就下了订单,价格是同类产品的10倍。

和刘萍娟一样,很多商户开始改变产品定位,不再走低端路线,转而发展高端定制和高质量商品,也有人创出了自己的品牌。

在义乌,“转型”是常被人们挂在嘴边的词,就像走到哪儿都能看到“新丝路新起点”“鸡毛换糖再出发”。

4月5日,浙江义乌,第五代市场-义乌国际商贸区内,何海美在她的围巾店中。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一位商户坦言,不断增长的人力成本、来自新兴国家的竞争、电子商务的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压力……随时都在竞争,随时都需要变革。

一个可喜的变化是,通过加快自身转型,义乌市场已经找到一条与电子商务和谐共处的发展之路。

毛绒书包店主王许雪就尝到了甜头。她把商品照片挂在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官方网站义乌购上,很多客户看到图片专门找来进货。

如今,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像王许雪这样既坚守实体商铺,又开始尝试电子商务的商户越来越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正成为广大市场商户的标配。

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董事长朱旻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义乌小商品城正在打造数据电商平台、文创平台、“一站式”金控平台及新型供应链平台。朱旻希望通过互联网大力整合线上线下市场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为市场经营户掌握市场供需变化、主动对接匹配目标采购商提供数据支撑。而要保持义乌核心市场的地位,进口市场则是义乌紧抓不放的一块蓝海。朱旻认为,进口贸易培育成熟后,“买全球,卖全球”也不再是一句口号。

据义乌市宣传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义乌现在各大电子商务平台网商账户总数超过27.8万户,其中内贸网商账户数超15万户,义乌外贸出口从2010年220多亿元增长到2017年2300多亿元,增长10倍多,份额约占全省1/8、全国1/50。

从线下到线上,从“鸡毛换糖”到“全球电商”,义乌已连续四年位列“中国电商百佳县”榜首,并获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文|新京报记者王翀鹏程 编辑 | 胡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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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他不仅对祁连山生态破坏负有重大责任,还严重污染了甘肃政治生态

[编辑/张喜斌 统筹/纪欣]今日,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大白新闻(微信ID:dabaixinwen)注意到,中央纪委通报称其“严重污染甘肃省政治生态”。

此前,电视专题片《巡视利剑》第三集《震慑常在》曾在本月10日播出。片中透露,王三运对祁连山生态环境破坏负有重大责任。任职甘肃后,王三运只顾着疯狂敛财,置中央重大政策于不顾,导致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被指“任由违纪干部挑选领导岗位”

9月22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第十八届中央委员,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王三运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四个意识”淡漠,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消极应付、严重失职失责,丧失政治立场,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长期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反组织纪律,罔顾党的选人用人制度和组织原则,让存在违纪问题的干部挑选领导岗位,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提供帮助并收受财物;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品礼金。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王三运身为中央委员,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违法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严重污染甘肃省政治生态,严重损害党的事业和形象,应予严肃处理。

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三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十八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大白新闻注意到,中央纪委在通报中指出,王三运“长期搞迷信活动;罔顾党的选人用人制度和组织原则,让存在违纪问题的干部挑选领导岗位;严重污染甘肃省政治生态,严重损害党的事业和形象”。

其对祁连山生态破坏负有重大责任

今年9月10日,电视专题片《巡视利剑》在当晚播出第三集《震慑常在》。该片披露了疯狂敛财的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用醋泡手机以销毁违纪违法痕迹的甘肃省委原常委、副省长虞海燕和有“股神”之称的安徽省原副省长陈树隆等人被巡视回马枪挑落马下的内幕。

其中,片中透露,王三运对祁连山生态环境破坏负有重大责任。

该片指出,回头看是十八届中央巡视的重大制度创新,释放出了不是巡视一次就万事大吉的信号,彰显的是党内监督的严肃性与韧劲。一些第一次巡视后本以为侥幸过关的腐败分子被回马枪挑落马下。

专题片称,王三运先后担任贵州、四川、安徽、福建四省的省委副书记,到甘肃任职后,他感到仕途不会再进一步,开始把全部心思用在为退休后打算,贪腐行为变本加厉。

他纵容甚至授意亲属在甘肃承揽工程以权谋私,还为多名老板办事,收受钱财、玉石、字画等贵重物品,在各地置办大量房产,以收受房子或购房款的形式获取了大量非法利益。

中央巡视组对甘肃开展回头看,王三运担心问题被发现,让人帮忙四处藏匿、转移财物,和相关人统一口径,把老板们出的购房款对外说成是“借款”,还订立假合同进行伪装。

王三运还导致中央一些重大决策部署在甘肃得不到落实,造成严重后果。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到2016年多次对祁连山环境问题作出重要批示,但甘肃省没有真正落实。王三运消极应付中央指示,不作为不落实,对祁连山的生态环境破坏负有重大责任。

其处分情况还未公布忏悔录就公开了

此外,专题片第三集《震慑常在》还披露了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的忏悔录。任职甘肃后,王三运只顾着疯狂敛财,置中央重大政策于不顾,导致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他的忏悔录中连用了几个成语:“中央对我进行组织审查是完全正确的,自己落得如此下场绝非突然、而是必然,我心服口服、认错认罪。虽然我现在悔恨交加、痛不欲生,但也深知错已铸成、为时已晚。”

不过,有媒体称:王三运落马才两个月,处分情况还未公布,他的忏悔录就公开了,这是什么时候写的?随后,中央纪委网站给出了答案——

忏悔录是被审查人在系统梳理自身错误,深刻反思思想根源的基础上撰写的文字材料,记录了被审查人思想认识的转变历程,具有很强的警示教育作用。

被审查人员的忏悔反思录,一般是在审查期间进行撰写,要求被审查人员在忏悔录中系统交代自身问题,全面查找原因动机、认真剖析思想根源、深刻反省自身错误,真诚表达对辜负组织教育培养、对党的事业造成损害的悔恨,同时也可以加入对其他党员领导干部的警戒、对家人的愧疚等方面的内容。

据中央纪委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忏悔材料一般都是被审查人亲笔书写。

写作过程中很少有一气呵成、一次“定稿”,写完“初稿”,先由组织上审阅,如果发现其对自己的问题认识得不够透彻,思想转化得还不到位,或对某些问题仍然遮遮掩掩、避重就轻,组织会再找这位干部“聊一聊”,指出他思想上的问题,用党性教育提升他的政治觉悟,直到他透透彻彻认识错误,彻彻底底反思悔过。

曾先后担任过四省的省委副书记

据悉,王三运,1952年12月生,山东单县人。1968年12月,王三运开始在贵州省织金县绮阳当公社知青,还是县一中的一名代课教师。此后,王三运曾在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曾是该校党办工作人员。

此前,王三运曾任贵州省委组织部秘书,贵州省委组织部青干处副处长、贵阳市云岩区委副书记、书记,贵州省贵阳市委常委、云岩区委书记,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六盘水市委书记。

1995年9月,王三运任贵州省贵阳市委书记。此后,历任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委副书记、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委副书记。2001年07月,王三运转任四川省委副书记。2002年10月,王三运再次转任福建省委副书记。

2007年11月,王三运前往安徽任省委副书记,后来曾担任省政府副省长、代省长,安徽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等职。2011年12月,王三运转任甘肃省委书记,此后任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7年4月,王三运开始担任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今年7月1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三运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特朗普上任两周签8条行政命令

号外号外,特朗普又出行政命令啦!行政命令有多强,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是XX你就坚持60秒!

原标题:华师一附中千名学生上“吃苦课”

学生在仓库里打地铺。 楚天都市报 图

寒风中徒步七小时,仓库里打地铺睡四晚,洗澡只能用冷水……上周五(10月13日)到明天(10月17日),华师一附中高二年级1200多名学生,要体验5天这样的艰苦生活。楚天都市报记者了解到,该校这个特色社会实践活动始于1990年,到今年已经坚持了28年。每年的体验内容略有不同,但被老师和学生们称为“上一堂吃苦课”。

徒步25公里 仅4人上收容车

13日清晨7时许,华师一附中高二1200多名学生背着行囊从学校出发了。他们第一天的任务是:负重徒步拉练25公里。

长约几百米的队伍中,每一个班级被编成一个分队,前面的男生扛着旗连走带跑,后面的女生一路追赶。中午大家稍作休息啃完干粮后继续前行,很多体力不好的女生开始有些走不动了,同学们两三个一群互相搀扶着,男生帮女生背行李,一起努力挺过难关。下午3:30,队伍到达目的地——江夏某部队。“沿途安排了急救的收容车跟着,但1200多名学生,只有4人因为身体原因上了车。”华师一附中团委书记刘康介绍说,因为许多学生是第一次走这么长的路,脚上磨出了血泡,但还是坚持到了终点。当晚,有100多名学生在军营医务室接受了治疗。

仓库打地铺 半夜被冻醒

15日晚8时许,位于江夏某部队的仓库里。完成了一整天的农庄体验等活动后,华师一附中高二航空班的施睿整理好用棉絮铺成的床,躺了下来。在他的旁边,这样的床一个挨着一个,场面颇为壮观。“军营内只提供冷水,这么冷的天,还是有不少同学体验了洗冷水澡。”施睿说。

学生刘逸飞告诉记者,前两天每天凌晨3点就会被冷醒,然后再裹紧被子继续睡,“由于仓库人比较多,常常翻个身就睡到旁边同学的身上了。”在她看来,这样的经历很多人一辈子都体验不到,所以同学们都没有退缩。

5天的安排里,学生的活动内容包括徒步拉练、走访农家与农民交流、到现代企业听专题报告、篮球比赛等。

在校园安全警钟长鸣之时,不少学校取消了校外实践活动,但华师一附中坚持了下来,一做就是28年。并要求学生自选题目撰写报告,计入总学分。“‘吃苦课’能让学生了解社会、学会关心他人、提高自理能力。”校长周鹏程说,“每有校友重返母校,无一例外地皆会提到徒步拉练:谁谁的脚破了,哪个男生帮女生背行李了……这堂课会让他们铭记一辈子。”

来源:楚天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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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黄之锋入狱“港独”求声援 “台独”叫嚣:咱同一条船

前“学联”秘书长陈树晖(左二)、香港“众志”成员袁嘉蔚(右二)(图片来源:台媒)

海外网8月24日电 黄之锋之流入狱,“港独”妄图与“台独”合流求“声援”。日前,曾组织和参与“非法”占中的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三人被判刑即时入狱,前“学联”秘书长陈树晖与香港“众志”成员袁嘉蔚赴台与“太阳花学运”头目林飞帆等人进行了对谈。陈树晖称“要不要声援,答案很明显”,“太阳花学运”头目林飞帆则回应“台湾和香港在同一条船上”。

据台媒报道,前“学联”秘书长陈树晖、香港“众志”成员袁嘉蔚,与台湾“太阳花学运”头目林飞帆等人在台湾进行对谈。陈树晖提出呼吁,称要不要声援香港“答案应该很明显”。“太阳花学运”头目林飞帆则称,台湾跟香港处在同一条船上,应持续思考如何声援香港。

“港独”“台独”妄图合流并非首次。6月份,有“港独”分子曾赴台妄称勾结“台独”成立新组织。据海外网此前报道称,一批台湾“立委”6月12日成立所谓“台港连线”,香港“自决派”公然与“台独”势力通声通气,极其高调及猖獗。对于成立“台港连线”一事,港区人大代表吴亮星批评称,“自决派”这次勾结“台独”势力,有明显的动作及企图,他重申“港独”没有出路。

“港独”还曾与反对派串联,鼓吹引入外国势力为选举铺路。“港独”分子主动向传统反对派招手,“占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更担当推手,期望反对派与“港独”结盟,并鼓吹要引入外国势力,为选举铺路。另外,美日势力也是“港独”拉拢的对象。就在昨日(23日),“港独”组织竟然企图借“占中三丑”案件向外国势力招手,“香港民族党”近日在其脸书发起所谓“到美国驻港总领事馆请愿”。

香港各界人士对此表示强烈谴责,指此举是妄图借助外国势力,干扰甚至恶意破坏港人引以为傲的司法制度。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广东社团总会主席梁亮胜批评称,有关人等的行为实匪夷所思,一方面高叫香港法治及司法独立,一边又要跑去叫美国干预香港司法判决,试图否定香港的司法独立及香港的核心价值,其实有关人等是因为犯了法要受到法律制裁,这些人是试图否定香港的司法独立和核心价值,行为可笑。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日前明确表示,“港独”完全违反“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会冲击香港的繁荣稳定,在香港没有出路,绝不容许。要做好教育工作,不能让“港独”思潮在香港传播开。

此前,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曾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台独”和“港独”势力相勾结,干扰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插手香港内部事务、破坏香港繁荣稳定。这种图谋和行径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综编/海外网 庞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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